河北民间文化艺术之乡”公示我市两“乡”上榜

[106] 林先生认为这种存在的连续观是贯穿于存有三态论的：‘存有三态：‘存有的根源、‘存有的开显与‘存有执定的基本构造。

[25] 黄先生关于儒教问题的代表作，是其论文《儒教论纲：儒家之仁爱、信仰、教化及宗教观念》[26]。从诠释方法的层面看，它有效地屏蔽了两个思路：一、屏蔽了儒学原教旨主义的思路，因为在诠释活动中经典得以生发出新的生命，不再是某种与当下生活无干或者不相应的故纸堆。

周良发：《儒学展开的新向度：略评林安梧的后新儒学》，《南方论丛》2014年第3期。这里的后指的是君主，君主在当时的语境中又称为首、元，这正对应于一种形象的说法：形而上学乃是一切科学的女王（康德语）。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这在后新儒学和生活儒学的思想系统中属于形下学之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建构。[182] [德]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页。

所谓境遇，并不是说的一个现成的人的生活遭遇。所以，我们今天要探讨哲学之后、基础，屏蔽反基础主义的思路，在这个意义上说更是反基础主义之后。[44] 《当代新儒八大家集•唐君毅集》，第490页。

众所共知，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出自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其原意是物理学之后，亚氏去世之后二百多年，编者将亚氏著作当中讨论超越经验以外对象的若干卷安排在《物理学》一书之后，汉译本叫做《形而上学》。从这个角度说，本次泉城之会是现代儒学发展进程中一次新里程碑式的事件，可以视为这种儒学新范式的一种宣告。[20] 黄玉顺：《作为基础伦理学的正义论——罗尔斯正义论批判》，《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8期。[163] 如果说一般存在论为科学奠定基础，那么基础存在论就是为一般存在论奠定基础。

这是古代儒学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对谈，这次思想对谈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宋明儒学史的基本思想格局。[141] 董仲舒：《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仁体是五常的根据，故说义、礼、智、信皆仁也，亦即它们都是由仁体所给出的，这即是说关乎相对存在者的形而下学奠基于关乎存在者整体的形而上学。然而，本源意义上的超越却并非主体的超越，而是生活自身如此，生活即为超越。[12] 所谓后新儒学首先是指继牟宗三儒学之后当代儒学的新开展。[155]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修订译本），第16页。

变易本体论则是溯源与立本的统一。（3）对世界文化的期望。近代以来的西方哲学，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甚至其师胡塞尔，在海德格尔看来都是典型的主体性形而上学。[21] 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今天我们至少还可以领悟到一点：说人的生活，却用草木的生长来说，这意味着在他们的观念中，人和草木之间是没有区别的[117]。换言之，这仍然是某种主体性哲学，而没有彻底克服他所指出的牟宗三儒学的主体主义倾向。

[68] 林安梧：《后新儒学未来发展的一个可能向度——以生活世界与意义诠释为核心的思考》，《福建论坛》2004年第8期。生活儒学对三个层级的展开有两个基本的言说向度（这里不谈境界的层级）： 1.观念的奠基：生活本源→形而上存在者→形而下存在者[59] 2.观念的生成：生活本源→形而下存在者→形而上存在者[60] 内圣与外王，分别对应着形而上和形而下的观念层级。

当我们言说某种存在者领域或者某个存在者时，必然包涵对存在者整体的先行设定，这是人类语言当中所体现的内在的思想逻辑。……这一个觉悟是很大底。R·伯恩斯坦的界定大致是不错的，他认为基础主义是这样一种信念：存在着或必须存在着某种我们在确定理性、知识、真理、实在、善和正义的性质时能够最终诉诸的永恒的、非历史的基础和框架。另外，我认为儒教在生活里面要落实，三祭之礼要恢复：祭天地、祭先祖、祭圣贤。《由意义治疗到存有的治疗——林安梧关于异化问题之崭新的思考》，《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例如，科学需要相应的知识论，而知识论的核心在于范畴表。

[69] 林安梧：《解开道的错置——兼及于良知的自我坎陷的一些思考》，《孔子研究》1999年第1期。众所共知，现代性的本质就是个体性，现代社会的主体是每个个体。

[55] 一般人心目所有之中西之分，大部分都是古今之异。作为一位分析哲学家，奎因的本体论承诺思想是旨在消解传统形而上学本体论问题的，他提出了本体论的两种区分：事实问题和承诺问题。

[161] [法]利奥塔：《后现代状态》，第96页。但是，这个问题被另一个根本不同质的问题——中国与西方——替换掉了，亦即，传统与现代被替换为了中国与西方问题。

[35] 参见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5）《生活儒学讲录》，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2）关于上帝或天的预设和信念 不仅如此，中西形上学关于上帝或天的言说也是基础主义的一种展现。[164] [美]理查德·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新实用主义社会、政治和法律哲学》，张国清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1页。

[82] 林安梧：《后新儒学及 公民儒学相关问题之探讨》，《求是学刊》2008年第1期。譬如三纲、五常、六纪这些传统儒学的东西，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方式下，需要做的恰恰不是再次生活化它们、普及它们，而是解构它们。

后的本义正是元的引申义之一君主，例如《尚书·尧典》：班瑞于群后。[138] 理念世界由各种等级、层次的理念组成，最高的理念是善的理念，因此也就是世界的本原、本质、基础。

这种硬生生的划分，不仅不合于儒学的思想历史面貌，作为思想方法来讲也是失误的。对于儒教是否可以成为宗教形态的东西，林先生有着不同的意见，在谈到2010年曲阜拟建基督教堂、一些儒家学者站出来反对的事件时，黄先生说： 把儒教弄得像基督教、道教和佛教一样，成为在民政局注册的宗教，我是反对的。

众所共知，在宋明理学的表达中，情感乃是形而下的，性才是形而上的，故而多从性而非情论仁，例如小程子说：爱自是情，仁自是性，岂可专以爱为仁？[122] 这里的观念架构就是：形上之性（仁）→形下之情（爱）。当然，后现代哲学的反基础主义对于传统哲学的冲击是最巨大的，故而我们的讨论材料局限于此。这里举个宋明理学的例子，例如周敦颐的诚论作为一套内圣论、本体论，从观念的奠基向度说，诚为五常（仁义礼智信）奠基：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而且，这个宗教包容性特别大。

因此，对于黄先生，我们不能仅仅把他看做是大陆新儒家的众多人物之一，而且更应该看做是现代新儒家冯蒙一系的当代传人。尚需提及的是，meta这个前缀，汉语可以翻作元或者后。

人们必须以一个独立的个体进入到这个社会，因为现代社会是通过客观法则性的原理所构成的‘契约性的社会。举例来说，中华帝国时期的社会规范三纲五常，这是属于礼的层面，它在今天显然是不适用的，正如孔子说过的礼有损益。

然而，现代新儒家尤其是牟宗三那一代人在思想方法上画地为牢，一面肯定旧的心性主体，一面欲借此坎陷出知性主体从而契接新外王。黄先生在回应中谈到： 21世纪的儒学，包括所谓大陆新儒家，是一种前新儒学——尽管在时间上是在现代新儒学之后，但是在思想视域上是在现代新儒学之前，就是进入了一种比现代新儒学的形上-形下观念更前沿的思想观念层级。